明末清初是我国江南园林较为发达的时期，不仅园林数量众多，而且还出现了许多园林名著和造园家。近些年来有关园林研究的成果甚多，涌现出《扬州园林》、《说园》、《园冶注释》、《中国历代名园记选注》、《长物志注释》、《苏州古典园林》、《江南园林志》、《中国园林美学》、《园林与中国文化》等许多学术专著。这些著作虽对中国古典园林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关于明末清初的江南园林，却尚有许多值得研究的地方。本文拟就当时江南园林的发展及其美学思想等谈些浅见，［①］以求正于方家。
　 　一
　　江南因气候温和，山川秀丽，林木苍郁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而很早就成为我国园林的发祥地之一。最早见于文献记载的江南私家园林是东晋吴郡的顾辟疆园，稍后有会稽（今浙江绍兴）的谢灵运别业、王羲之的兰亭，建康（今江苏南京）的茹法亮园，广陵（今江苏扬州）徐湛之的陂绛等，江南园林因而初具规模。这些园林的诞生是当时士大夫崇尚清高、景慕自然以及玄学思想风行的结果。南宋偏安江左，士大夫苟且偷安，醉生梦死，园林因之得以发展。在宋人周密所著的《吴兴园林志》中，仅记吴兴园林就有三十多处；而临安（今浙江杭州）作为当时的国都更以园林称胜。但好景不长，元代对江南实行严酷统治，十儒九乞，江南园林因之败落。明初的礼法则进一步压制了园林的发展，当时政府规定：“不许于宅前后左右多占地，构亭馆，弄池塘，以资游眺”。［②］江南园林几至凋敝不存。明中叶这一禁令渐渐废驰，江南园林始恢复了发展。
　　明末清初则出现了一个新的飞跃。当时各官僚富豪、文人士夫，或葺旧园，或筑新构，扬州、南京、苏州、杭州等江南城市，皆呈现出一派兴建园林之风。　
　　商贾云集的运河名城扬州，有明末郑氏四园及清初的王诜马园、卞园、冶春园、圆园、南园等著名园林。“林园多在北门西，一带高城压水低，望里常如看画卷，春来亦或有诗题”，［③］而其中以徽商郑元勋的影园为最著，小桥流水、亭台榭阁时时吸引着文人墨客吟咏其中，流连忘返。［④］
　　在明代的南都南京，仅王世贞《游金陵诸园记》所载，明末寓居于此的士大夫营建的第宅园林就达三十六处之多。到了清初，园林继续发展，李渔芥子园、周氏春水园、仇氏仓园、李氏继园、汤氏琴隐园均成于此时。
　　江南的另一名城苏州，城内河道纵横，交通便利，是当时手工业、商业发展的中心。同时该地山青水秀，人物翩翩，文化发达，物产丰富，成为许多富商、文士怡养天年的理想之地，园林因而大盛。著名的有遂初园、慕家花园、归田园、西迹山逸园、朱家园等。
　　运河的起点杭州，西湖山水，甲秀东南。当时园林主要以花园、书院、草庵、山房、别墅等形式建于西湖及其周围的青山之麓。著名者如延祥园、乔园、刘园、吴园等几十处园林均集中于今孤山路、南山路、北山路、吴山路一带。　
　　此外，仪征、太仓、如皋、常熟、常州、松江、湖州、嘉兴及杭州附近的一些地区也都大量营建园林。如仪征之汪士衡寤园，太仓之东园、王氏ｙǎｎ＠①山园、如皋之水绘园、常熟之瞿氏东皋草堂、钱氏拂水园、常州之吴玄东第园、松江之东园、西园、也是园等。又如杭州附近海宁之借园、隅园，富阳之澹园，临安之宜园、涉园，潜县之小桃李园，新城之陈氏园，昌化之东园、西园等。园林之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明末清初江南园林之所以出现这种前所未有的发展，除江南具有营造园林的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外，还与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多元因素有着密切的联系。细考之，大致有以下几点原因：
　　（一）明末清初是个政治上风云迭起的多事之秋。明末诸帝，荒淫暴戾，统治黑暗，激起了农民大起义，明王朝摇摇欲坠，致使人们有朝不保夕的惶恐之感。尔后，满州贵族趁虚而入，乃至推翻明朝，建立清朝。在这“天崩地解”的变荡中，许多官僚士夫饱尝明亡之苦。不少有志之士愤恨新朝的统治，不愿在其下担任一官半职，却又沉缅于复国无望的悲恸之中；亦有一些江南文士，不得已而入仕清廷，却怀着难言的苦楚。于是，逃离现实，隐逸林泉便成了他们的宿愿。如计成在感叹自己身世时曾说：“历尽风尘，业游已倦，少有林下风趣，逃名丘壑，久资林园，似与世故觉远，惟闻时事纷纷，隐心皆然，愧无买山力，甘为桃源溪口人也。”［⑤］这段出自肺腑之言，就道出了当时人们的隐逸之思。然而作为已在尘俗中渡过半生的人们，若脱离社会，把自己完全隔绝于山川林壑之中，却又不为现实所允许，而兴建园林正好缓和了这一矛盾。于是那些“幽斋磊石，原非得已，不能致身岩下与木石居”的人们，“故以一卷代山，一勺代水”来满足自己的“所谓无聊之极思”。［⑥］这些园林不仅让人们暂时抛开了对现实的不满，而且园主在这块私人的土地中，可以尽情吟诗饮酒，把弄古玩，从而完善自己独立的社会思想和人格价值，以实现儒家“入则独善其身”的圣训。 

    （二）明中叶以后，资本主义萌芽在江南地区日益发展，使得许多江南人士被卷入商业潮流之中。时人林希元曾说：“今天下之民，从事于商贾技艺，游手游食者十而五六。”［⑦］万历《歙县志》亦称“人人皆欲有生，人人不可无贾矣”。当时江南各城市的商业中心功能大为增强。杭州“本地皆以商贾为业，人无担石之储”；［⑧］南京是“天下南北商贾争赴”之地；［⑨］苏州之民“鲜务农耕，多商于远”；［（１０）］而扬州则是当时的盐业中心。商业的兴盛造就了一批腰缠万贯的富商，他们把所积累的财富除用以购田置地之外，不再用于再生产，而用于购置豪侈之物。“万历以后迄于天崇”出现“民多世富，其奢侈仍日甚一日”的现象，［（１１）］而建筑园林即为其中奢侈的一大内容。园林本为寄情闲游之地，又可以觞客，园主可借此自命风雅，炫耀财富，结交科举出身的达官贵人，从而在“重文轻商”的社会中提高自己的身份，培养声望。［（１２）］于是当时地主巨商竞相建园。明人何乔远在其《名山藏·货殖记》中曾记此盛况云：“（隆万以前）人家房舍，富者不过工字八间，或窖圈四周，十室而已；今重堂窈寝，回廊层台，园亭池塘，金辉碧相不可名状矣。”
　　（三）资本主义萌芽在明清之际的江南地区虽然已经出现，但是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仍无法让人突破传统乡土观念的束缚。虽然此时许多人因从商而长期地远游他乡，土地已不再成为他们赖以谋生的资源。但“叶落归根”的祖训仍萦萦于怀，晚年他们仍要宿归故土。因此许多商人在积蓄一笔钱财之后，即回故乡营建园林，用以安度晚年。这种情况在入仕于外的官吏中亦同样存在，“明代的官吏，罢官以后，不是居住在大都会内，而是要归田的，例如在南北做官的大官僚，到了晚年，就得告老还乡，悠游其园，尽情享受。”［（１３）］从明末侍郎王心一所筑归田园的命名，即可见一斑。（四）康熙帝曾四次巡游江浙一带，并在各地营建了行宫。上行下效，这些行宫的兴建，亦带动了私家园林的发展。同时各大小官僚、富商均以帝王亲临其园为一大幸事，更以他们的园林能得到御题御诗为无上的荣耀。因而一掷千金，互相攀比，大兴土木营建园林的风气，也就日甚一日，有增无减了。　
　　明末清初的江南园林，不仅在显贵、名流、富家大贾中发展，而且风气所及，已至平民布衣之列。如“嘉定有张丈山者，以贸迁为业，产不逾中人，而雅好园圃。邻家小园，欲借以宴客，主人不许，张恚甚，乃重买城南隙地筑为园，费至万金，署名‘平无馆’”。［（１４）］江南园林不再是达官巨贾、文人学士的专利品，它已波及到社会的更低阶层之中，而趋向于大众化、世俗化。
　　随着明末清初江南园林的发展，人们对于造园主素质和涵养的要求日益提高。明末之前，许多文人士夫雅好园林，并对之铺陈描述，吟唱不已，留下了大量的诗文。但对于造园，他们并不积极参予，认为此只不过是一项耗费体力的工巧技艺而已。到了明末清初，人们已不再持这一观点，认为“变城市为山林，招飞来峰使居平地，自是神仙妙术，假手于人以亦奇者也，不得以小技目之”，［（１５）］认为造园是一项独特的艺术加工过程，非一般的工匠所能为的。
　　因此，明清之际，江南造园师多为文人画家：如计成、张南垣、石涛等。［（１６）］陈继儒、李渔等文士亦积极地参予园林的设计。［（１７）］他们深通画理，善于把文人画追求意境的情趣作为园林的追求目标。如张南垣“少写人物，兼通山水，能以意叠石为假山，悉仿营邱、北苑、大痴画法为之”，［（１８）］“肆后精舍半间，列盆池小景，木石点缀，笔笔皆云林大痴”。［（１９）］
　　在此风气之下，江南园林多倾向于清新自然、质朴高雅的格调。张岱笔下的“＠②ｊｉè园”即是当时的一个典型：“水盘据之，而得水之用，又安顿之若无水者；寿花堂，界以堤，以小眉山，以天问台，以竹径，则曲而长，则水之；内宅，隔以霞爽轩，以酣漱，以长廊，以小曲桥，以东篱，则深而邃，则水之；临池，截以鲈香亭、梅花禅，则静而远，则水之；缘城，护以贞六居，以无漏庵，以菜园，以邻居小户，则＠③ｂì而安，则水之用尽”，［（２０）］富有淡然天真的幽雅情趣。

    二
　　明末以前，园林美学理论远落后于艺术实践，除宋人杜绾的《云林石谱》对园林物质性建构的个别元素进行理论阐释外，其余只散见于当时的一些散文、诗歌及笔记之中，尚无形成系统的理论。明末清初《园冶》、［（２１）］《闲情偶寄》、［（２２）］《长物志》［（２３）］等书的出现，才使江南造园艺术得到较系统、全面地论述与总结。至此，中国古典造园理论及美学思想臻于成熟，
　  清初江南园林美学思想主要表现为以下五个方面。
　　（一）“有真为假，做假成真”。
　　江南园林是一门通过人工的艺术构思，对自然山水进行浓缩、凝炼的艺术。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在咫尺之地再现出清幽秀丽的自然真山水之美。这就是园林的“有真为假，做假成真”的美学思想。
　　这种“真”境界的实现，得赖以园艺家对自然山水规律性的充分把握与巧妙运用。计成在他的园林美学中极力强调营建园林必须讲究因地制宜，顺因地势。如相地，可“不拘方向，随基势之高下，涉门成趣，得景随形，或傍山林，欲通河沼”；［（２４）］“如方如圆，似偏似曲，如长湾而环壁，似偏阔以铺云，高方欲就亭台，低凹可开池沼”；［（２５）］立基亦需“蹑山腰，落水石，任高低曲折，自然断续蜿蜒”；［（２６）］筑廊可“随形而弯，依势而曲”。［（２７）］只有在遵循自然内在规律的基础上，才能使所建之园达到“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艺术效果，［（２８）］从而体现出园林自然质朴，不雕不凿的美感。
　　这一美学思想最集中体现在当时的叠山之中，计成在其《园冶·自序》中所说的那段颇有见地的话，即反映了这一事实。他说：“环润（润洲，今镇江）皆佳山水，润之好事者，取石巧者置竹木间为假山，予偶观之，为发一笑，或问曰：‘何笑？’予曰：‘世所闻有真斯有假，故不假真山形，而假迎勾芒者之拳磊乎？’或曰：‘君能之乎？’遂偶为成‘壁’。睹观者俱称‘俨然真山也’，遂播于远近”。［（２９）］堆叠假山势必以自然真山形为蓝本，才能构建出具自然神态与气韵的假山水来，以实现“有真为假，做假成真”的美学思想。
　　（二）小中见大，“芥子而纳须弥”。
　　“园之佳者如诗之绝句，词之小令，皆以少胜多，皆不尽之意，寥寥几笔，弦外之音，犹绕梁音”。［（３２）］江南园林因空间范围的狭小，其内呈现的有限元素都是经过造园主独具匠心的概括和凝炼而成的，极具典型性和喻意性。“石令人古，水使人远，园林水石最不可无，要须回环峭拔，安插得宜，一峰则太华千寻，一勺则江湖万里也。又须修竹老木，怪藤愧树，交覆角立，苍崖碧润，奔泉泛流，如入深岩绝壑之中，乃为名区胜地也”。［（３３）］园林建筑通过这些典型性形象，唤起人们的联想，使人游于其中而恍若置身于真山水中，这是园林建筑以有限寓无限的基本特征。
　　明末清初，由于江南地狭人稠，园林兴建广泛，园林空间日益逼塞。在这区区空间内再现出丰富的内容，成了当时园林艺术家的迫切任务。此时造园主在园中巧妙地营建许多廊、亭、轩、榭等小型建筑，用以分隔空间和借景之用，从而缓解了空间狭小的矛盾。
　　用分隔空间的手法，就是在园林内组成各个不同的景点，增加景物的层次，使游者在游赏之时所获得的景观，随着空间的不断变化而大为增加。
　　借景在当时被视为“林园之最要者”。［（３４）］人们认识到它可以“纳千顷之汪洋，收四时之烂漫”，［（３５）］不仅把园外一切美景尽收眼底，而且还把风声、雨声、鸟语、花香等无形之景尽容园中。对此，李渔利用窗户的设计，提出了几种新颖独特的借景法，如制造便面窗、尺幅窗、梅窗，［（３６）］给人得观景外之景，从而引起无穷的联想和隽永的回味。
　　为了丰富园林的内容，当时一些造园主还尽可能采用一切艺术手段来增加园林的美感。甚至有的从甬道铺设花纹、建筑增饰纹样等一些细节的变化来捕捉美的丰富性。
　　经过造园家独特的构思之后，有限的空间已不仅仅是一幅平淡的自然山水图，而是一个柳暗花明、含蓄深邃的宽阔天地。园林的这种“芥子而纳须弥”的特性，与“尺幅之内，孕千里之势”的中国山水画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而其立体的感觉则是其它造型艺术所无法比拟的。
    （三）崇雅反俗。
　　江南园林自从一开始出现起就与老庄哲学、隐逸思想结下了不解之缘，所以其艺术不同程度地倾向于“法天贵真，不拘于俗”的美学思想，［（３７）］明清之际江南造园家对园林建筑构建元素上的简洁大雅的要求，即明显地反映了这种倾向。
　　文震亨在他的《长物志》中，自始至终地阐述这种崇雅反俗的思想。“随方制象，各有所宜，宁古无时，宁朴无巧，宁俭无俗，至于萧疏雅洁，又本性非强作解事者所得轻义矣”。［（３８）］对于这种古朴大雅的追求使他在论及园内每一构建元素时都要求款式、花样上的自然大方，反对过份雕镂的装饰。如他在谈及几榻时说：“古人制几榻，虽长短广狭不齐，置之斋室必古雅可爱，……今人制作，徒取雕绘文饰，以悦俗眼，而古制荡然，令人慨叹实深”。［（３９）］
　　李渔在建筑构建上亦反复强调“宜简不宜繁，宜自然不宜雕斫”，［（４０）］“但取其简者，坚者，自然者变之，事事以雕镂为戒则人工渐去，而天巧自呈矣”。［（４１）］
　　另一位园艺家计成亦同样主张古朴素雅的艺术风格，反对繁琐的雕镂，他在《园冶》一书中反复指出“升拱不让雕鸾，门枕胡为镂鼓，时遵雅朴，古摘端方，色彩虽佳，本色加之青绿，雕镂易俗，花空嵌以仙禽”，［（４２）］“历来墙垣，凭匠作雕琢花鸟仙兽，以为巧制，……市俗村愚之所以为也，高明而慎之”。［（４３）］
　　崇雅反俗，已成为当时造园家共同的审美准则。
　　（四）追求园林的个性美。
　　计成在其《园冶》篇首曾经提出：“世之兴造，专主鸠匠，独不闻三分匠，七分主人之谚之乎？非主人也，能主之人也。”［（４４）］此话道出这样一个事实：造园师是决定园林成败的关键。明末清初，园林的大众化、广泛化，降低了某些造园师的水平，加上当时造园活动中出现了许多墨守成规、蹈袭窠臼的现象：“乃至兴造一事，则必肖人之堂以为堂，窥人之户以立户，稍有不合，不以为得，反以为耻”。［（４５）］特别是一些通侯贵戚“掷盈千累万之资以治园圃，必先谕大匠曰：亭则法某人之制，榭则遵谁氏之规，勿使稍异”，［（４６）］以事事皆仿名园而自鸣得意。针对这种程式化泛滥的现象，当时李渔即大声疾呼，要求构建园亭，必须“自出手眼，标新创异”。［（４７）］园林必须要具有自己的独特个性，才能让人感到颇饶别致，而产生新鲜的美感。
　　李渔所建的“山麓新开一草堂，容身小屋及肩墙”的伊园，［（４８）］向人们展示，园林并不一定全都要象他人一样，痴痴求于内容上的丰富，只要充满个性，依然可以在其中“窗临水曲琴书润，人读花间字句香”。［（４９）］
　　这种追求个性，不拘于俗的思想在其他园艺家中亦同样表现出来。如计成提出的“独抒性灵”，石涛强调的“我之为我，自有我在，古之须眉不能生我之面目，生我肺腑，不能入我之腹肠；我自发我之肺腑，扬我之须眉”。［（５０）］追求个性，崇尚独创的思想，显然是园林艺术不断推陈出新的重要动力。